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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父親節，多份報章報導一位爸爸慨嘆工作時間非常長，為了謀生而錯過了不少與子女相處的寶貴時光，希望政府能盡快訂立標準工時。執筆之時，政府並沒有為標準工時立法作出決定，看來這位「不在場」的父親(Absent Father)的願望短期內很難實現。在當下的社會氣氛，對「標準工時」立法未有共識是不爭的事實，但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工作與休息需要平衡的觀念。因此，在新年伊始，我的其中一個願望，就是即使「標準工時」未有定案，社會都需要有「作息平衡」的基本信念。
香港人工作拼搏、勤力、窮則變的精神，的確值得引以為傲。有朋友剛從英國回來，他說即使當地經濟如何差，他的朋友還是非常準時下班，絕不會為生活而超時工作。反觀香港，基於文化差異及社會保障不足，不少人勤力工作目的不單是希望多勞多得，更希望藉此為下一代多儲蓄一點，即使他們退休，仍能遺愛子女，「老豆養仔、仔養仔」的觀念根深蒂固。因此，不少香港人會為退休生活、儲蓄應付或然改變及下一代的福祉而努力和長時間工作。
此外，工時長的現象的確在近年有惡化的趨勢，主要原因亦在於幾乎全民就業有關，不少企業長期沒有足夠的員工應付市務運作和發展，致令不少員工都需要面對超時工作的要求，例如運輸業、零售業、建築業等。
然而，不少討論認為訂立標準工時能解決作息失衡的問題，這點我是有保留的。標準工時無疑能即時舒緩部分僱員超時工作的情況，而超時補水亦能讓一些員工收入增加。但此舉相信不能完全解決根本問題，反而帶來社會的多重「副作用」，包括有僱主會為減少薪酬支出而引入更多機械及自動化的運作方法，例如以自助形式讓消費者付款、銀行客戶以自助模式理財等，從而減省人手，結果導致就業職位減少或更多服務轉為非人化（例如電話查詢永遠只是與機器對話）。甚至僱員因加班收入高而增加更多標準工時內完成的工作壓力。香港僱主亦會非常聰明地聘請兼職員工以迴避超時工作以外的額外加倍薪支，最終可能導致員工為了維持原來薪酬水平而被迫走到其他公司工作，以致工人的作息失衡只會進一步惡化。
我認為與其凡事從立法來解決問題，即費時失事，倒不如整個社會一同鼓勵健康工作間和作息平衡的職場生態，而政府和相關公營機構的帶領推動者角色是責無旁貸的。還記得政府早年推出五天工作周時，雖曾遇到不少執行上的困難，但已成功令不少行業跟隨，足見政府在推行任何「德政」時其影響力不容忽視，例如政府可以帶頭推行「以家庭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提倡簡約流程、鼓勵準時回家休息及彈性上班概念。事實上，在我所管理的企業，早年已推行彈性上班及午膳 75分鐘的政策，成效顯著，既能協助員工平衡作息，更可減省行政管理的工作負荷，近年更引入「員工輔助計劃」(Emplyee Assistance Program)，讓員工若遇到各種身心靈壓力、工作家庭問題，都可隨時尋求專業輔導，這措施亦有效減低員工因工作而來的心理壓力和負面情緒。總的來說，當贏得員工的身心健康，企業的生產力亦會有所提升，令整體社會得益。切記：「健康的社會，要有健康的企業；而健康的企業更需要有健康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