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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者把誠信視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認為誠信在每個社會道德標準或價值觀形成之前已經存在。他認為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是分不開的，在社會資本和物質資本同樣重要的時代，只有那些擁有較高信任度的社會，才有可能創造較穩定、規模較大的企業組織，例如日本、德國和美國。相反低信任度社會如法國、意大利、香港和台灣則需較長的時間建立大企業。是的，在現今世界的經濟活動中，不是依賴一些個體而是依賴整個社會的運作，某種價值觀如誠信便顯得至為重要。
雖然產權法、合約法和商業法律都是任何公司不可缺少的，但如能將誠信文化植根於所有企業中，便可把不必要的交易費用大大降低。高度的社會誠信網絡使生意進行時不用因談判、調解、裁決及強迫執行承諾而引致龐大的成本開支。這種社會資本可促進群體的聯繫和增強內聚力，以達到和諧有序的共同利益。誠信在群體中成為共享的價值觀，讓行為與信念有了預期，具誠信的網絡(Network)關係亦隨之建立，這種網絡在現今的生意經營中至為重要。
在企業的社群中，一旦建立了「誠信」這種社會資本，企業以至個體便會出現高信任行為，這是源自於守約的共同信念。對群體的好處也顯而易見，總括而言，可歸納以下四點：
1. 減低磨合的成本；
在群體內的行為以「信」互相建立及彼此尊重。以心理契約代替成文規條，減省大量浪費於猜疑和議定契約的時間。
2. 打破資訊的阻隔：
在公平和信任的環境中，有利資訊交流。因不信任而引致的誤會、曲解和磨擦將大大減少。真確的資訊既可保留，且能共享。
3. 提升團隊精神：
現代企業都趨向扁平的結構、鼓勵授權、倡導合作和即時解決問題。而組織需要避免太多層梯及製造不必要的階級，這有利溝通及團隊的建立。
4. 善用不同及多元：
群體內成員的背景都不同，甚至不一定認識。但基於信任及相同的價值觀，仍會願意彼此交流及提供協助，成為學習型的群體。
上述四點如不假思索，很容易被視為群體中理所當然的行為；然而，若沒有誠信文化作為基礎，高度的信任行為將很難出現。企業只有不斷在猜疑、監察、提防和弄虛等行為上虛耗，企業內部充滿不信任的辦公室政治，最終只有削弱其有效經營及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