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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記得在今年的父親節翌日，多份報章報導有爸爸慨嘆工時很長，為了謀生而錯過了不少與子女相處的寶貴時光，由於長期作息失衡，希望政府能盡快訂立標準工時。不少人認為定立標準工時，會有效改善作息失衡的情況。我在此並不打算為訂立標準工時的利弊定出答案，只是我想在此探討一下制定標準工時背後的目標：作息平衡。
我先嘗試以文化角度討論一下香港僱員作息失衡的現象。根據文化學者霍夫斯巴(Hosftede) 的早於六、七十年代，透過IBM 進行的調查研究發現，西方社會一向較重視享受生活，而香港及新加坡社會則會以工作釐訂個人成就。
事實上，西方社會一向十分重視平衡作息，很多僱員都不會超時工作，更會在下班後回家或與朋友相聚。有朋友剛從英國回來，他說即使當地經濟如何差，他的朋友還是非常準時下班，絕不會為生活而超時工作。
反觀香港，很多僱員勤力工作目的不單是希望多勞多得，更希望藉此為下一代多儲蓄一點，即使他們退休，仍能剩餘財產給子女，「老豆養仔、仔養仔」的概念根深蒂固。因此，不少香港人會為退休生活及下一代而長時間工作。
另外，若我們從香港經濟發展角度討論僱員未能享受平衡作息的原因，可用「剝洋蔥」的方式逐層解構。近年本港租金不斷飊升，令企業經營者的負擔愈來愈沉重，再加上很多原材料價格持續上升，令經營成本不斷增加。再者，由於香港經濟體系屬外向型及動態，很多行業的僱員流動性很高，求職者往往會因另一份工作的薪金待遇較佳而選擇「跳槽」，致令有公司長期沒有足夠的員工應付工作。因此，不少僱員都需要面對超時工作的問題，最終導致作息失衡，而僱主或需要提高工資成本聘請或挽留僱員。這「高租金」、「高原材料」及「高工資」成本的「三高」，造成結構性成本問題，導致本港不少企業經營者的業務營運更加困難，做生意所需要承受的風險亦愈來愈高。
因此，社會應更理性地討論，有何政策的選擇可解決由結構性成本問題衍生的作息失衡問題？現時坊間有意見指出，訂立標準工時便能解決作息失衡的問題。這個構思，恐怕只能即時舒緩部分僱員超時工作的情況，超時補水亦能讓員工收入增加。但此舉未能完全解決問題，反而帶來社會的多種「副作用」，包括有僱主會為減少薪酬支出而引入更多機械及自動化的運作方法經營業務，例如以自助形式讓消費者付款、銀行客戶以自助模式理財等，從而減省人手，結果導致就業職位減少或更多服務轉為非人化（例如電話查詢永遠只是與機器對話）。甚至僱員因加班收入高而增加更多標準工時內完成的工作壓力。
還記得政府早年推出五天工作周時，雖曾遇到不少執行上的困難，但現時已相對順暢，並成功令不少行業跟隨，足見政府在推行任何「德政」時其影響力不容忽視，例如政府可以帶頭推行「以家庭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例如鼓勵準時回家休息及彈性上班概念，其他公營機構及行業說不定也會仿傚。事實上，我所管理的企業，早年已推行彈性上班及午膳 75分鐘的政策，成效顯著，既能協助員工平衡作息，更可減省行政管理的工作負荷，有效減低員工因工作而來的心理壓力和負面情緒。當贏得員工的身心健康，企業的生產力亦會有所提升，令整體社會得益。